至孔子之时，周室微而礼乐废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缺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于是孔子对其进行了编定、整理，并运用于教学之中，使其由贵族垄断的学问一变而成为一般民众的知识修养，同时创立了儒家学派。

按照朱子思想建构的内在目标或要求，太极与无极的关系解决后，应该就是太极与天地的关系的厘定、太极概念的义理内涵之注入及其与人之心性的连接贯通。对某种东西的不同理解，意味着对人性及其基础的等理论问题的不同设定。

心性论不只是未发为性，已发为心的理论逻辑，也是心统性情的实践工夫。[77] 《朱熹的历史世界：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》第22页。已发为心，道南学派之工夫论原本就包含此意。宋代因为太祖祖制等原因，士大夫地位提高，应该说回向三代获得了最大的实现可能性，却导致了士大夫为竞争与皇权合作机会而展开的朋党之争。[38]用张栻的话说就是圣人与天地同用。

[62] 陈寅恪：论韩愈，《历史研究》1954年第2期。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。下帷讲诵,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,或莫见其面。

他还说：君为阳，臣为阴。难道说朝廷的大政方针同国情悖缪不符而朝政日坏，以致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？或者出现这种过失是因为违背了古时圣王的治国之道？有逾越常理的地方？这说明董仲舒试图使汉武帝效法尧舜禹文武周公这些圣王，以兴仁谊之林德,明帝王之法制,建太平之道也（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）。儒家者流，盖出于司徒之官。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，皆绝其道。

四部分类以经学著作属经部，儒学著作属子部儒家，是传统经学与儒学关系的确切定位。不过，受齐鲁儒风影响最大，故有以儒为主，整合诸子的文化底蕴。

这是汉武帝的遗憾，还是董仲舒的不幸，抑或是是历史的无奈？而不幸则是大幸，董仲舒终不治产业，以修学著书为事。故圣者法天，贤者法圣，此其大数也。衰象既去，元气渐复，则如人之病起，舍药剂而嗜膏梁，亦固其宜也。少治《春秋》,孝景时为博士。

所以你能说当时没有经学吗？没有经学的位置吗？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所以成为主流经典，其中孔子所起的作用就更大一些。《春秋繁露·仁义法》：《春秋》为仁义法，《春秋》这部书就是要建立仁义的法度，以此来治理社会。）在地上代表此天帝的则为王者。《春秋繁露·五行相生》曰：东方者木，农之本。

这样，儒家产生之时是作为诸子之一，但由于对六艺、六经的情有独钟，游文于六艺之中，体道于六经之典，就使得儒家有了超越其他诸家的深广的学术文化基础，居于诸子之首。从阴阳之道而言，无阴不成阳，无刑不成德，庆赏刑罚之不可不具也，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备也。

故为人君者，正心以正朝廷，正朝廷以正百官，正百官以正万民，正万民以正四方。然圣人之旨在经，经之失传，传之失学，故汉诸儒多病专门之见，各务高师之言，至穷智毕学，或不出圣人大中之道，使周公孔子之志，既晦而隐焉，董生之书，视诸儒尤博极闳深也。

自文、武而下，子三王也。如果国家政治有所失误，不能体现天意之仁，一开始天就要通过灾异来谴告。《左传·庄公·庄公十一年》孤实不敬,天降之灾,又以为君忧,拜命之辱。其议卑近，主于应衰乱。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，群生和而万民殖，五谷孰而屮木茂，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，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苏舆注曰：《春秋》之旨,以仁为归。

他强调《春秋》是孔子上探天意，下质人情，参古验今，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与天地之道相应的，是属于天地之道的有机组成部分。（《春秋繁露·必仁且智》）质于爱民，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。

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，赖孔子而开。真儒就是指事君廉直，勿欺也而犯之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，因此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自然不会欣赏他。

王充把董仲舒与孔子相提并论，他说：文王之文在孔子，孔子之文在仲舒。于是后人又要在五天帝上增设一昊天上帝。

董仲舒将阴阳家的理论作为形上学，把阴阳与五行结合起来，成为其思想的基本形式。苏舆《董子年表》还比较董仲舒与汉末经学大师郑玄道：余以为汉儒经学，当首董次郑。桂思卓在《编年史到经典: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》一书中还把《春秋繁露》分为解经编、黄老编、阴阳编、五行编和礼制编五大板块。……仁而不智，则爱而不别也。

故其手定六经，悉因旧籍，而寓以一己之新意。及于景帝，既平七国之变，而高庙以来功臣亦尽。

董仲舒阐释《春秋》中春，王正月云:上承天之所为，而下以正其所为，正王道之端《春秋》之道，以元之深，正天之端，以天之端，正王之政，以王之政，正诸侯之即位，以诸侯之即位，正竟内之治，五者俱正，而化大行。此在当时，判划秩然，特六艺多传于儒生，故后人遂混而勿辨耳。

其次讨论五行，重点落在五常和官职。西晋荀勖xù的《晋中经簿》将六略改为四部，即甲部录经书（相当于六艺），乙部录子书（包括诸子、兵书、数术、方技），丙部录史书，丁部为诗赋等，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。

礼者，继天地、体阴阳，而慎主客、序尊卑、贵贱、大小之位，而差外内、远近、新故之级者也。根据学界研究，《春秋繁露》一书可能有后人添加润色的内容，但其主体内容和思想体系出自董仲舒毋庸置疑。显然，在董仲舒这里，天的意义和本质就是仁，换句话说，仁乃是天最高的道德准则。这里提到的九种经典都是早期王官之学的典籍，不仅儒家，其他各家墨子、庄子、法家等都经常有引用。

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相为左右，以成文采。《春秋繁露·王道通三》说:古之造文者，三画而连其中，谓之王。

虽有察耳，不吹六律，不能定五音。在整合阴阳家思想时首先讨论阴阳，重点落在人伦和德刑。

王者亦常以爱利天下为意，以安乐一世为事，好恶喜怒而备用也。孔子以述而不作的方式发挥六经之中的微言大义，乃有儒家之学——儒学。